当一场音乐会以《长城随想》与《红楼梦组曲》为题，所挑战的不仅是两座高峰，更是两种精神图景的展开：前者雄浑壮阔，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；后者哀婉缱绻，凝视人心与命运的无常。而在这两极之间，是民间的节日欢庆、战场的浴血拼杀、以及当代作曲家对“国风”的再诠释。

音乐会以彭修文和蔡惠泉编曲的《丰收锣鼓》开场。作品描绘农村丰收景象，吸收了十番锣鼓、舟山锣鼓与戏曲锣鼓的语汇，在强烈节奏与抒情旋律之间形成对比。它不仅是节庆的音响描绘，更为下来宏大叙事奠定“民族性”的基调。

《长城随想》是刘文金为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大型协奏曲。作品缘起于1970年代末，刘文金与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访美期间，在联合国大厦见到悬挂的巨幅万里长城壁毯，萌发创作构想。1981年春完成定稿，1982年由闵惠芬与上海民族乐团首演。此次担任独奏的赵剑华，正是闵惠芬的大弟子，也因而具有清晰的传承脉络与精神延续。

作曲家虽以“随想”为题，实则铺展出一条由登临关山、烽火连天、忠魂祭奠到遥望未来的精神脉络。长城在此不只是历史遗迹，而是民族团结、力量与智慧的象征；音乐所描绘的，也不仅是空间的辽阔，更是时间的纵深与历史意识的凝聚。在音乐语言上，《长城随想》广泛吸收传统声腔与器乐技法：既有京剧风格的高亢激越，也有北方书鼓式的说唱节奏；有借鉴古琴滑音的含蓄韵味，又有模拟琵琶“轮指”的顿挫效果，以及京胡长短弓交替的流动张力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二胡仿佛“叙述者”，以柔韧的音色承载沉思，也以铿锵的弓法传达激昂。赵剑华的演绎，将在抒情与力量之间寻找平衡，使二胡技巧与民族记忆融为一体。

若说长城象征中华民族的“外在形象”，下半场的《红楼梦组曲》 则深入“内在心灵”。王立平为1987年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创作的音乐，历时四年半完成，旋律质朴典雅，朗朗上口。这部组曲由剧中配乐音乐改编而成，《叹红楼》《晴雯曲》《刘姥姥》《上元节》《葬花吟》等片段，在文学与音乐之间架起桥梁。《红楼梦组曲》以人物与情感为中心。它的民族性不在声响的壮阔，而在情感与宿命的精神内核。王立平善于在雅俗之间取得平衡，使旋律既具古典气质，又广为传唱。音乐在此成为命运的回声，叹惋繁华后的衰败，青春中的无常。在《葬花吟》里，听见的不只是林黛玉的命运，更是文化传统中对生命短暂的感悟。

《十面埋伏》是琵琶武曲的巅峰之作，取材于公元前202年楚汉垓下决战。乐曲开篇以雄浑气势展现汉军列阵待发的威严场景，继而铺陈楚军陷入重围、生死搏杀的惨烈画面。独奏者通过“并弦” “推拉” 等琵琶特有技法，模拟刀剑交击与战马嘶鸣，将战场的紧张与血性凝聚于指尖。终曲处，汉军凯旋，刘邦建立大汉王朝，音乐在胜利的光芒中收束。

王辰威于2018年为新加坡华乐团改编的协奏版本，使这首古曲获得新的结构与张力。通过融入京剧打击乐，并在练兵段落加入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的古音诵读，强化独奏与乐队之间的戏剧对峙。此时，由俞嘉担纲的琵琶独奏，既是全曲情绪的引线，也是冲突的核心焦点；高度集中的炫技演奏贯穿始终，使战争不只是喧响的场面，更带有命运的压迫感。

音乐会最终以赵季平的《国风》收尾。这部受中央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作品，其标题本身即蕴含深厚的文化意象——作为中国上古《诗经》中的篇章体例，“国风”象征一种源自民间、根植生活、承载时代情绪的声音传统。作曲家以“传统音乐基因 + 当代作曲技术” 手法，采用古琴曲《梅花三弄》为动机，透过双主题展开与变奏交织，将西方结构与中国内核融合，使音乐既呈现民族文化深度，又具有大气的叙事格局。

从《长城随想》的民族史诗，到《红楼梦》的内在情感，再到《十面埋伏》的历史对峙，最终汇聚在《国风》这一宏大命题之中。当古老的诗意在当代的音乐结构中被重新演绎，音乐不再只是丰富的音响色彩，更成为通往民族文化根源的路径。